[选题背景与意义]

本研究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宏观背景展开。第一个背景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在空间转移上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关系重组。第二个背景是新媒介技术不断发展，渗透日常生活，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下阶层逐渐扩散。新社会空间的形成与新传播技术的实践，构成本文研究的现实依据。

本文也是与已有的社会学成果的一次对话。在有关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中，已有相当多的文献曾对流动人口的话题进行过研究，涉及到农民工的身份转型、现代化冲突、与城市融合问题、新旧社会空间关联等诸多方面。这些学术成果也是对上述第一个社会背景的呼应。但在第二个社会背景下，对农民工等人口流动社会群体的探讨却非常少。在本文完成前的已有社会学研究中，还尚未涉及到一般媒介使用对社会关系（包括关系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而涉及新媒介技术因素研究的论文更是空缺。

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从传播学视角出发来观照社会学命题的。特别注意到农民工人际互动新媒介使用这一变量，从车载电话、手机、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日常使用等侧面，审视他们的社区互动、社会关系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从而找寻农民工身份转型的社会根源。本文关注中国当前信息社会化中新的传播实践者，并思考他们信息沟通方式的改变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变。

案例来源：《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刊出。作者：丁未，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传媒与文化发展中心；田阡，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研究的问题和假设]

本文要探讨的话题是，农民工新媒介使用与社会关系转型两者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两部分都较为宽泛和宏观。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本文作者选择了特定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以方便观察。这样，研究范围缩小至深圳市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群体，通过关注他们“流动的家园”建构变迁的过程，来实现研究的初衷。（至于为何选择这一群体，后文将有进一步分析）

本文没有提出明确的研究假设，但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介绍后，就提出了研究的核心大问题。即关注深圳攸县籍司机们从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关系，到现在以业缘为基础的城市打工者群体；从以面对面口口相传为主的农业社会传播形态，到以数码技术为手段的信息沟通方式，媒介技术的使用给他们的社会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具体的研究问题分为三个：

一是攸县出租车司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利用新媒介技术结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二是现代媒介技术的使用是否扩大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圈，换言之，是否打破了他们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关系网？

三是现代化媒介技术的使用是否促进了攸县出租车司机的社会关系从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转向以业缘关系为核心？也就是说媒介技术是否促成了他们向现代职业身份的转型。

[研究设计、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论文主要概念有三：新媒介技术的使用、社会关系、流动的家园。文中对三个概念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界定。但通过对论文的分析可以归纳出来。

（1）“新媒介技术的使用”，新媒介在论文中指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通讯设备，涉及到的“新媒介技术”则包括了无线电对讲机、手机、QQ即时通讯工具、车载电话、中国移动集群网。这其中既涵盖了接收终端，也包含了应用技术，是广义上的新媒介。而“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主要指农民工群体利用以上新媒体所开展的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包括了互动交往的目的、形式、内容与对象。

（2）“社会关系”，在研究中主要指在互动交往中所产生的关系网络，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的亲疏格局上。从“社会关系”中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交的范围、圈层、规模，也能折射其职业身份转型的程度。作者在文中还进一步指出了决定人际关系亲疏格局的三项指标，即日常社交频率、居住格局、借贷债务来往。其中，居住格局包括家乡的邻里关系，以及务工所在地的邻里关系。

（3）“流动的家园”，是作者经过对田野收集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作者也将其称为攸县出租车司机的“空中社区”，他们仍保有在攸县的关系模式与文化习性，并渐渐使石厦演变为攸县人聚集的、带有深厚攸县生活气息的社区，通过营造攸县的氛围，使原本陌生的环境“家乡化”，“流动的家园”也由此建构并生长起来。

本文研究的设计主要是沿着如下思路进行的（见图1）：

图1：本文研究框架思路图

 

本文在“前言”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介绍研究对象——深圳市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描述了他们在石厦劳作居住、接触新媒体的生活图景，使我们对研究对象有了基本的了解。随后，作者从社会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两个方面，以“新社会空间与旧社会关系”、“新媒介技术与中下阶层的传播实践”为题进行文献综述，指出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领域，并提出以技术使用视角切入研究农民工的人际互动、社会关系的设想。接下来，作者将这一设想具体化，分解为三个具体问题（见本案例分析第二部分），并说明了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民族志方法。

由于田野研究关注过程中的情境和意义，研究的假设、资料收集、分析、结论都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产生的。这个过程在论文中是“研究发现”部分。作者在讲述这些发现的同时也尽最大可能还原了研究的某些场景，比如，直接引用研究对象的谈话内容等。这一块作为研究的主体内容，从流动家园的形成、边界和变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而每一块都对应了对一两种媒介技术使用的考察，并在考察中找出背后主导的社会关系模式。

文中，作者的研究视野比较全面。既有按照时间顺序的纵向研究，也有不同互动对象间的横向研究。纵向研究体现在，论文追溯到了上世纪90年攸县司机所使用的“无线电对讲机”考察，并持续关注至2000年之后被“车载电话”这种新型媒介所取代的过程，以及后来攸县司机反抗“车载电话”的信息控制而加入“移动集群”等现象。作者对这一跨越十年时间媒介技术使用变化过程的访谈和呈现，得出了其人际互动由“一对多”模式转向“一对一”模式的结论。下图（图2）说明了这一演变过程：

图2：攸县司机新媒介互动模式演变图

 

又如，横向研究体现在对流动家园边界和人际核心关系圈的关注上，作者通过分析“手机”“QQ”的联系人名单，对人际交往的亲疏程度进行排序，并对比了攸县出租车司机“内群体”和“外群体”交往中的具体差异，从而找到了影响他们现有社会关系缔结的因素。还有，论文中也聚焦了他们使用媒介技术的用途，包括获取信息、喊话捎信、应对职业风险、情感交流等，从中发现了他们对待“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方式差异。由此，可以绘制出他们的人际关系亲疏关系格局，如下图（图3）所示：

图3：攸县司机人际关系亲属格局示意图

 

在论文的“结言”部分，作者又对研究的整个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接轨，如费孝通乡土社会研究中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波普诺社会互动形式的分类等，给出了研究结论。这一部分中，作者评价了新媒介技术在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中的作用与影响，归纳了这一群体社会关系的本质及模式，并揭示出当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中身份转型的艰难。

[资料收集方法及实施过程]

本研究为实证研究，采取民族志这一定性田野研究方法，具体资料收集方法是田野观察加深度访谈（个体访谈结合焦点小组访谈）。两位作者前后进入田野多次，持续近两年时间，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田野地点选择在深圳市石厦村，田野研究对象是在这里集群居住的攸县籍出租车司机。选择这一群体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样本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他们是目前中国近2亿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具有劳务集群型农民工的一般特质。例如，他们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都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作者在论文中也说到：“他们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活生生的标本。”二是这一群体聚集的社区有着鲜明的特色，同质化程度高，之前研究者（如邱林川）关注的主要是异质化的社区。三是本文两位作者进行田野研究时均在深圳市居住，地理位置的优势方便研究者进入田野。

论文的一位作者田阡在石厦村居住了近一年，在这个田野中与出租车司机接触并成为朋友，完成了博士论文《身份社区的建构——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本研究吸收了这篇文章中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职业社区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他们一些基本的职业、生存现状等内容。

研究的另一位作者丁未，后来又用半年的时间，对石厦村攸县司机进行了多次访谈，更为细致地考察了新媒介技术对这一社区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影响。两位作者均卷入到研究参与者（即被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包括吃饭、拉家常、串门、出游、大牌、出车、QQ聊天等，从而得到了真实而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具体收集田野素材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现场亲身的观察，研究刚刚开始时的2007年春节，作者丁未就到石厦村原住民举行的祭祖活动中作过观察，后来还在村中的大小网吧蹲点观察过。二是通过已经认识的石厦村居民来结识更多的研究对象，走进具体的家庭并住下来融入他们的生活，和研究对象做朋友以获得更为真实的材料。三是焦点小组或“类焦点小组”的方法。石厦村的攸县司机们，跟老乡群聚的情况以及串门大牌的情况很普遍，作者会留心抓住这样的机会进行“类焦点小组”的访谈，对其稍加引导就会得到不少田野素材。

如果想获得研究最需要的素材，作者丁未认为有亮点非常重要：一方面，需要长期地、深入地、持久地待在田野（研究对象的家中），完全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去。另一方面，材料要反复地核实和调研，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未能取得研究对象的完全信任时，获取的不少材料都不是最真实的，甚至是虚假的敷衍的东西；只有得到他们的信任后才会得到更真实的回答。

[资料分析过程]

本研究资料的分析有多种方法。

一是对资料进行归类，根据资料的性质与研究问题的紧密程度进行分类。例如，论文虽是考察整个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群体，但在分析解释时还是以个体的举例作以说明。这些个体的选择和呈现，就是资料归类之后再融入论文写作中的。下表展现了文中提到的出租车司机情况以及他们所对应考察的不同媒介技术类型。

 

二是聚焦个案进行分析，予以深描及意义的阐释。例如，作者在了解攸县出租车司机如何使用手机时，在研究方法上特别进行了筛选。通常的人类学观察体验或是深度访谈的方法效果在这里并不是很好，普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又无法深入。最终采用的即是个案分析的方法。作者制作了“手机使用情况记录表”，其内容包括了：被访者信息资料、手机联系人与被访者的关系表、被访者日常手机使用情况三个部分，请住在石厦村的一些攸县司机来填写。最后收集了8份问卷，并选取手机联系人资料最全的一位司机（文南生）作为个案，在文中对其手机联系人信息进行专门的分析。作者丁未称“收集N个故事可能最终只会用1个故事。这一个故事必须是访谈中最清楚信息量最丰富、最典型的故事。”

三是分析材料与收集材料是交替进行的。分析时发现的新问题，随时调整研究计划，再次去搜集新的具有普遍性的材料。比如研究中发现某个村民一家人共用一个QQ时，觉得很有意思，就会找另外的几家人观察看是否有同样的情况。同样的问题找不同的人再去问，来验证问题是否普遍存在。还要注重保持研究的动态：研究对象使用新媒介的情况处在动态的变化中，需要保持持续的研究和观察，比如，以前一家人共有QQ的状况，会伴随个人隐私观念的变化而不复存在。

[研究者访谈]

访谈对象：《流动的家园》作者深圳大学丁未教授

访谈时间：2012年1月3日上午

访谈方式：网络QQ访谈加电话访谈

1．请您介绍一下研究的基本情况和背景，包括研究的选题是怎样确定的？为什么将石厦村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又是如何选择的？

《流动的家园》这篇文章是我所做的“社区传播研究”的一部分，从200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2011年）。其它文章还包括：《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中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在路上：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等。

最早是想研究深圳中产阶级的媒介使用情况。后来发现深圳存在着“城中村”这类特殊的社区，在城市人看来，这是一个是与城市完全隔绝的区域，比研究中产阶级更有趣。于是，我的研究也就转向了中下阶层。关注中下阶层传播实践的话题，并选择特定社区进行实证的观察，国内的传播学者几乎没有人做过；仅有的成果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老师所做得关于石牌村的研究，而且是用英文发表在国外的。

我写作的理论框架主要来源邱林川老师，他的研究则师承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了解国外的这些著作后，我们也有自己的疑问：中国是否有自己的网络社会？中国网络社会和信息社会又有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在探索追问的是社会的中下阶层，他们是如何利用新技术的，对它们的已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他们之间的社会结构是如何渐渐转化的、转型的？邱林川老师在研究方法上曾给予我不少指导。除了采用人类学民族志式的方法外，我的研究还使用了社会空间地图法（sociospatial mapping），这一方法在《中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有详细介绍和运用。国外的相关研究有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在对美国洛杉矶社区转型中所做的研究，正是这一项目积累了较为成熟的方法。

在确定具体研究对象时，邱林川老师建议我做一个同质化程度高的村庄，不要找一个人口数量太大的村庄。因为他所做得石牌村是异质化程度高的村庄。后来他的建议，我确定了以深圳福田区的石厦村作为研究对象，城中村很小又接近市中心，同质化程度化高，这里攸县籍贯的司机有上万人。加上田阡老师曾经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也积累一些材料。他的视角是完全从人类学的基础角度进行，但很小关注媒介技术对社区的影响。而我们的视角是从传播技术使用的角度切入，也避免了重复。这样就选定了在石厦村进行社区传播的研究。

2.本文主要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因此访谈对象的选择很重要。请问您是如何与研究对象接触、认识并建立联系的？又是如何收集、获取研究的材料的？

研究始于06年底和07年初，当初决定做攸县出租车这一社区时，发现田阡老师已经做过。我就和他进行了联系，看到了他的博士论文，07年夏天他来深圳和我一起待了20多天，做了不少的访谈，之后的访谈持续展开。

获取和研究对象的联系有多种。比如，直接亲身的观察，2007年春节，我就去村里的原住民举行的祭祖活动中进行过观察。也有通过田阡的关系，认识了他进行过访谈的一些研究对象。还有偶然的认识，比如，我进入石厦村这个社区后，在我女儿与同龄儿童玩耍的过程中，认识他们的家长（也就是攸县司机的亲属），进而有所接触。我女儿就曾经住到一个访谈者（小刘）的家里。

通过各种方式，我就逐渐建立了和四五个家庭熟悉的关系。在周末，我会经常去这些人家里，通过拉家常、交朋友的方式接触被研究者，进而认识到他们的亲戚朋友，逐渐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比如，我就认识过这样一个研究对象，他是城中村的篮球队成员，与城中村的其他人都比较熟，见多识广比较能说，通过他我又认识了很多的人。建立关系后，我会不定期地带自己的孩子去家中串门，以朋友身份相交。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提防，建立的关系才会长久，获得的材料才更接近真实。如果不是以朋友相交，可能找个熟人拉出来吃一顿饭，也会获得材料，但这样的材料的价值并不高。很多时候，在跟他们日常交往中，会自然而然地捕捉到有用的研究信息。

比如，在过年过节中吃顿饭，无意中透露的一些东西就有可能很有用。有一次，我去小刘家，他的小舅子和孩子也来了。但开始在当地创业了，让小刘妻子在家里用电脑借企业业务。这时就可以进行提问，询问关于电脑使用的问题。

另外，在收集研究材料中，焦点小组也非常重要。石厦村的攸县司机们，跟老乡群聚的情况以及串门大牌的情况经常有，抓住这样的机会进行“类焦点小组”的访谈，稍加引导就会得到很多研究素材。这些材料都是在不经意中得到的。但得到后我不会满足于这种意外的惊喜，而是会再换另一栋楼，重复同样的问题，反复验证获取同类的材料，来看所访问的话题是否有群体上的普遍性。

同时，我还会去观察体验，这种观察体验非常重要。比如去黑网吧蹲点体验。会待很长时间，和网吧管理人员做朋友。又比如，我经常打出租车，与出租车司机聊天，碰到聊的比较愉快的、适合进一步访谈的司机的时候，我会要他们的电话号码，再约将来去家里做访谈。

除了质化研究的方法外，研究后期我们也辅助进行了量化的调查。因为问卷调查科学化的达到，绝对不是关起门来所做的。量化所使用的问卷是我们做了三年以上的入户的深访后才制定出来的，是经过许多质化积累后制定出的有针对性的问卷问题。

3. 在田野中，您是如何保持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的？融入攸县司机的生活中后，又如何在研究和观察时尽可能保持客观的眼光？研究访谈时是否使用录音笔？如何和采访对象进行沟通？

田野中，我们与研究对象的身份差距还是比较远的，随着交往的加深尤其要保持好局外人身份。田阡老师曾经碰到这样的情况，社区中有人打官司找田老师起草材料，他们也会询问打听一些事情，这使得研究者在卷入社会生活的同时很难保持局外人身份。当然，在观察和组织材料时，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是局外人。

我们研究时并不是很主观的，并不是只抓偶然的个案；如果是在偶然中发现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扩大人群来验证普遍性。凡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才会选取典型写入文章。关于质化研究的客观性问题，其实我一直在思考：量化是随机抽样，是按照科学的步骤所得的结论，那么，质化的方法难点在哪里呢？目前，我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质化研究的科学性，在于无论是谁在社区做调研，如果调研对象是一样的，可能描述上会有所不同，但研究对象的思想或行为或文化的逻辑应该是一致的。比如，同样是巴厘岛的斗鸡，不同的观察者从中做出的解释、描述可能都不一样，但各类研究却都能揭示巴厘岛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质化研究在这样特定的时间、空间、语境之下，所揭示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思维逻辑都应该是一样，哪怕每个研究者有不同的阐释系统。

如果使用录音而没有告知访谈对象的话，那是违背质化研究伦理的事情。必须要跟采访对象很熟，建立信任关系并且征得对方的同意，我才会使用录音。比如在进行焦点小组的访问前，会明确告知大家是来“收集故事的”，会进行录音；只要讲清楚，他们还是会同意的。在人比较多的时候进行录音，大家就没有什么过多的防范。怕的是一对一访谈时，这种情况下人们多数是很有防范戒备心理的。

补充几句，焦点小组访谈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在访谈时是你一言我一语，人们之间相互的情绪会激发出来。有些人忘了的时候，还会有人补充提醒，这样就便于研究者收集到更完整的故事。在非正式的场合或生活环境下，可不必拘泥于焦点访谈的规则，采取一种“类焦点小组”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青时在研究农民运动时，就经常使用这样的方法。

4. 研究问题是在进入田野前形成的，还是在观察进行一段时间后形成的？在开始进行田野研究之后，研究方案有无修改之处？

即使是带着提前设想的所谓的“研究问题”进入田野，也会发现这些预设的问题都不重要了。真正觉得重要的问题，是那些在实地中观察一段时间后形成的问题。而且研究问题是不断变化和修正的，问题会被提炼很多次，直至写成论文，形成最终提炼出的问题。

比如说，文中谈到的对讲机时代，在深度访谈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时期的，也不知道对讲机时代的那些故事以及后来所发生的变化。进入田野前所设想的问题有“他们会使用哪些传播工具和新媒介技术？他们是怎么使用的？”，这些都是一个概括性质的问题，并不是具体的问题。只有在访谈中了解到他们使用对讲机的信息时，才会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提出来：“新来的司机是如何知道对讲机频道的？他们是如何调频道的？怎么融入频道的群体中去的？频道之外在现实中会不会有聊天呢？”同样的研究问题再换一拨人再去咨询一下，又会发现新、的问题，会越问越多，越问越细。所以研究问题的提炼是不断推进的，像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5.研究中的困难有哪些？论文发表后，研究的遗憾有哪些？

研究最大的难点在于特别花费时间，研究中发现新情况和问题时，比如发现他们一家人共用一个QQ时，觉得很有意思，我就会找另外的几家人观察看是否有同样的情况。同样的问题找不同的人再去问，来验证问题是否普遍存在。这样循环往复的次数比较多，花费的时间也就自然多了。花费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是，研究对象使用新媒介的情况处在动态的变化中，需要保持持续的研究和观察。比如，以前一家人共有QQ的状况，会伴随个人隐私观念的变化而不复存在。

研究的遗憾是没有长时间一直待在研究对象的家里。当和研究对象特别熟的时候，对方甚至会把手机里全部的短信给我看，从中会发现很多感性的故事。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能成为自己关系特别亲近的朋友，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掏心掏肺交流自己的故事。在田野中挖掘到的鲜活的材料也是非常有限的。遗憾的是，可能在访谈中永远没能挖掘到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或者说是永远都没有挖全。

6.怎么样在田野中捕捉到自己最需要的材料？收集的材料最终运用到论文中的比例大概有多高？

我认为要想收集到研究最需要的材料有这样几点应该做到。第一，需要长期地、深入地、持久地待在田野（研究对象的家中），完全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去。第二，材料要反复地核实和调研。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未能取得研究对象的完全信任时，获取的不少材料都不是最真实的，甚至是虚假的敷衍的东西；只有得到他们的信任后才会得到最真实的回答，而这时还需不断地追踪、反复提问以前问过的问题，寻求“真”的材料。

人都活在自我保护当中，尤其在与弱势群体访谈时，碰到的最大困惑就是，对方可能会把研究者当作维权的中介（认为可以借此认识媒体的人），因此经常会谈及生活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事情，谈论这些时他们往往是很情绪化的，也往往会掩盖真相。在常人看来，流动人口是弱者，但实际接触中会发现，他们并非完全是弱者，而实际上是很有智慧和想法的。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他们懂得使用新媒介技术等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维护自己核心圈子的利益。

整个研究收集的材料达到几十万字。问卷有一千多个样本，一对一访谈的有60个以上样本。但成文的内容占收集的资料不到十分之一。收集N个故事可能最终只会用1个故事。这一个故事则是访谈中最清楚信息量最丰富、最典型的故事。文中有一个采访对象叫文南生，称他的手机通讯录是最全的，其实当时收集的样本最全的有十几个，不可能都写进文章里，这样情况下我就会最终选择这个最有代表性的。

7.本研究对新生代80后农民工关注不多，您觉得这一人群是否值得研究？

80后的农民工与他们父辈这一代相比，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文章研究访谈的都是六七十年代的农民工们，他们在九十年代时就已经到了深圳，经历了对讲机时代、等一系列阶段。而80后、90后们，其中不少人的观念和交友方式已经是崭新的，他们更多地考虑自己而非为下一代考虑。注重个性解放的他们也被互联网改变了很多，基本上是“网络化生存”。虚拟社区在他们生活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婚恋观、人生观。很遗憾，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不够多，但还是看到这样的现象。

另一个变化是，60、70年代的农民工的同质化（同乡化）程度非常高，80后的一代则分化比较明显，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会与深圳当地的陌生生打交道，甚至发展为朋友。这是我在80后身上看到的情况。

8. 您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和田阡合作？本文之后的相关研究有哪些？

关于和田阡老师的合作，我觉得他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者，对我的启发太大了。我不把自己称为人类学研究者，也不称是传播学研究者，我只把自己称为质化研究者。中国的传播学者目前在做的只能称之为所谓的“质化研究”，而非“人类学的研究”，因为目前还没有传播研究达到了人类学家所做的田野研究的水准。我自己所做的这些研究也达不到。确切的说法是，我们是采用了人类学的方式进行传播学的研究，但我自己还觉得蹲的不够深、不够多。

马克思韦伯到了芝加哥说过：一个人就像赤裸裸地打开自己胸膛。深圳就像芝加哥一样，是一个让你能看到中国方方面面发生的转型的特定地区。农民社会、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特征都杂交在一起，所以是一个难得的观察试验场。时代的因素，地理场景的因素，综合起来才促成了我能够在这里观察、思考一些东西。

我写的三篇文章过程，一直在观察着，保持观察和深访，质化研究一步一步地带着我深入地去思考中国信息社会的特征。我做的是碎片研究，我想用深圳的社区的研究这个碎片，来折射观察中国信息社会的特征。希望通过这一碎片，能看到中国社会转型当中，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作为传统的农民工在受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冲击后，是如何进行身份转型的，以及命运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这样能够看到相对真实的东西，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做这样基础的实证的工作。可能我的研究也提不出什么理论，相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做的也还不够。但我至少做了方法上的尝试，在深圳这个很好的试验场完成了这项研究。

研究的未来发展，将会成书一本。在书中也还有量化的东西，曾经做过四次量化的调查，一次针对出租车司机，三次针对城中村网吧的网民进行，每次的样本是300多个。这个研究是在大量的质化基础上做的，做量化是为了看看更大的标本还是否能验证已有的结论，将范围再稍微补充一下。未来我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学对质化田野感兴趣，加入进来。谢谢！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

攸县出租车司机与城市其他群体保持有明显的心理界限，与“外群体”（乘客、职业组织、外地同行等）的社会互动形式主要以冲突、竞争、强制为主，与“内群体”（同乡）之间社会互动则主要是交换、合作，达成抵御职业风险、经济互助、维系心理情感的支撑。

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为攸县司机扩展关系网络，甚至是突破社会关系边界提供了可能。但现实情况是，新媒介主要还是用作加固维系原有的他们认为可靠的社会关系，即他们所在的核心关系圈。相反，新媒介并未扩大他们的人际关系圈，先进的通讯技术很少用于拓展、利用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

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群体利用城中村与现代化城市的分割，加上攸县人与原村民的区隔这两道无形的“墙”，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孤岛上的临时家园。这座家园的建构，本质上是在当地杜会结构和制度缺乏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情况下，一种被动而无奈的选择。

[学术界对研究的评价：优点及不足]

本研究优点有二：

一是个案研究深入扎实，能够较好解释研究提出的问题。本文关注的是农民工新媒介技术使用对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作者并没有选择宏观的描述，而是选择了特定区域的样本考察。个案研究以小见大，使研究更具操作性。两位作者深入田野研究持续两年，积累的一手资料真实而鲜活，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二是研究具有开创性，弥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论文第一次从技术尤其是新媒介技术使用的角度，来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以往社会学相关研究没有采取过的视角，是传播学与社会学研究交叉的新角度。作者丁未后来也评价本文“视角独特，现实意义重大，而且，论文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如媒介技术的采用与农民工社会关系的演变、媒介技术使用中的信息控制等，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同时，本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一是作者没有对问题背后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进行挖掘与解读。研究发现了新媒介技术在农民工群体中加固已有关系的作用，也发现了技术未能拓展新关系的遗憾。但没有就此继续深入寻找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比较可惜。作者在文中已经提到了流动家园的形成“于其说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在当地杜会结构和制度缺乏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情况下，一种被动而无奈的选择”。作者意识到了问题背后的结构原因，但文章到此也结束了。如能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有所挖掘、探索，相信对文章结论将有更好的解释。

二是研究方法的缺陷，本研究只采取了质化的方法。本文对攸县司机这个特定群体的解释力很高，但无法将研究的结论就此推及到更广的群体范围中去。作者自己也在文中提到“意识到了质化研究的缺陷”。后来，作者在对当地社区传播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又采用了问卷调查的量化方法，并引入了美国学者Sandra Ball Rokeach研究社区时所使用的社会空间地图法（sociospatial mapping），这一方法在《中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有充分的运用。

三是本文研究对象太单一和局限，关注的主要是上个世纪末人口流动大潮中涌现的农民工。对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涉及得非常少。新生代农民与父辈相比，更愿意融入城市生活，并愿意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身上有许多新的特征，其人际互动与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能考虑到样本内部的这一差异性，或许本研究的结论会有所不同。作者也隐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在分析流动家园的边界时，就指出了18岁子承父业的农民工就有和外籍出租车司机互动的经历，这就是一种关系突破原有圈子的体现。

此外，作者坦言研究中也有遗憾。最主要的遗憾是没有特别长时间地一直待在研究对象的家里。研究中，当和研究对象特别熟的时候，对方甚至会把手机里全部的短信给作者看，可从中获得更多材料。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能与研究者成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掏心掏肺交流自己的故事。因此，在田野中挖掘到的鲜活的材料也是有限的；可能在访谈中永远没能挖掘到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或者说是永远都没有挖全。

[该研究或理论后来的发展]

本文引发更多的研究者将视线转向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探讨农民工与新媒体的关系。这些研究也多为个案的、实证的研究，研究方法上也比较多样，质化量化的方法均有使用。

此类代表性论文有袁靖华的《大众传媒的符号救济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基于符号资本的视角》，周葆华、吕舒宁的《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介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研究》，孙秋云、费中正的《消费现代性：手机与西江苗寨的社会变迁》等等。

作者丁未又利用田野研究获取的一手资料，另辟其他视角，完成了《中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社区传播生态个案研究》、《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世界——社会资源分配与草根社会的传播形态》、《中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等论文。

后来，又将目光聚焦到对特定社区传播生态的研究领域，开展了名为“媒介生态与社区文化”的课题（广东省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围绕媒介生态、社区文化发展、新技术实践等主题，这一课题已完成并在2012年出版专著。